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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红卫兵到全国邮市一号人物




2006/9/10 8:36:34

  好不容易到了元旦假期, 王国强依然不能休息——除了要应付例行工作,王国强依然不能休息——除了要应付例行工作,还约好接受三家媒体采访。与往常不同的是,他到中午时分才打开“北京市四达邮币社”的大门。  
  七、八十平米的房子,堆满一箱箱的邮政品。紧靠一面墙,10台电脑一字排开。上班的时候,员工们在这里负责他创办的中国邮币卡网。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,就是上网。  
  从铝合金卷帘门迎出来的王国强已经发福,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好,一身黑色便装,朴素,但看得出质地优良。乍一看,52岁的他和任何富商没有差别。  
  入座,妻子沏上一壶苦涩的绿茶,交谈开始,面前的王国强马上变得沉重、感慨,就像翻开线装书的发黄纸张,他的谈话充满对自己、对历史的反思。  
  小红卫兵,国家干部,国企领导,下海,创办公司,建立网站……中国历史变革的每一个关节点,他都站在前端。  
  他曾对共产主义无比狂热,对私人财产无比排斥;他曾认为,君子重义不重利。如今他成为中国邮市行业的一号人物,家产超过3000万。他的人生经历,极大程度上契合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走向。  
  他说,辞世以后,要把财产搞一个慈善基金,或者教育基金,科技基金。他渴望能让自己的名字在历史中留下一笔。  
狂热分子  
  我1952年出生于北京普通干部家庭。1965年,考上北大附中,是老三届的最小一届。北大附中是个精英荟萃的地方,我们算是“天之骄子”,大家开玩笑,“不是想当主席就想当总理”。  
  正常学习刚刚一年,文革开始。由于爷爷的地主身份,我被打为黑五类,受到政治牵连,重要活动都不让参加。  
  那时我们对共产主义很狂热,对毛主席无限忠诚。不用说,毛主席在天安门召见红卫兵我是一定去的。同学中有一个在那里和毛主席握了手,我又跑去和这个同学握手,过了很久,还舍不得洗手。每次,毛主席最高指示下达,我们要跑到农村,咬破指头写血书。  
  那是个悲剧的时代。回头想想,当时干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事儿,批斗老师,砸机关,闹革命,做了很多错事。后来一直反思,责任不该全由年轻人来承担,但是内心一直背负着枷锁,常常感觉到历史的沉重使命。  
  1968年,我进了北京市房管局。回忆中,那段日子就是“早请示,晚汇报;跳忠字舞,值忠字班;天天搞政治学习,追究政治谣言”。  
  后来形势变化太快了,很多人,昨天还带头闹革命,明天就被打为反革命分子。于是,就开始反思。那时最喜欢和一批朋友讨论,“中国正朝何处去,我们应该做些什么?”  
  1976年,文革接近尾声,我参与了“四五事件”。接着,被打为万人公司的“一号反革命分子”。如果不是有人把我保下来,今天就没有我了。哈哈。  
  在房管局的时候,我干过会计,预算,劳资,工长,工地主任。我们有一个头,外号“土匪”,常常辱骂工人。有一回,他骂到我头上,我气得要揍他,被人拉住了。就这样,1986年初我离开单位,被“赎买”到华远公司,负责合同工作。  
  有人为了收买我,和我吃饭谈合同时偷偷塞了3万块钱在我包里。我火了,“不主动拿回去我吊销你们的资格”。他们一批人坐在我办公室,尴尬的不得了。  
  这个阶段的我对市场没有了解,是个专业干部。1988年底,国家鼓励大专院校办公司弥补教育经费,我来到人民大学函授学院,搞了“鸿图公司”,是个校办企业。  
运气与我无缘  
  我的命运很不济,可能是八字不好。刚到“鸿图公司”负责建设部经理,中央下达文件,“三年不准开新项目”,我的工作无法启动。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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